公元1645年5月，清军兵临南京城下，弘光帝朱由崧弃城出逃，不久被俘。一个坐拥江南半壁、手握数十万大军的政权，从立国到覆灭，只撑了不到一年。此后四百年间，说起这段历史，几乎所有人都指向同一个罪魁祸首——皇帝朱由崧太昏庸、太好色了。“蛤蟆天子”的绰号配上“痴如刘禅，淫过隋炀”的八字评语，让他稳稳坐上了历代昏君排行榜的前排。
但这里头有一个不太对劲的地方。
历史评价通常关注的是昏君的政治后果，而朱由崧的“罪行”却集中在后宫——大规模选秀、配制媚药、纵欲无度。一个登基才八个月的皇帝，凭什么在史书中留下如此密集的床笫丑闻？偏偏还有人给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证词。据崇祯朝官员、弘光朝大理寺少卿李清记载，所谓“捕虾蟆制春药”原是宫中旧例，硬被渲染成皇帝的荒淫罪证；屡遭诟病的“宠信马士英”，实则是朱由崧深居宫中、在朝中几无亲信可用的无奈处境所致。
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？或者说，在追问朱由崧个人品行之前，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需要回答：压垮弘光政权的那副重担，真的只是压在皇帝一人肩上吗？
要理解弘光朝的政治困局，得先从朱由崧的“原罪”说起。
这个“原罪”不是他个人犯的，而是他爷爷万历皇帝留下来的。万历年间，神宗宠爱郑贵妃，一度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（也就是朱由崧的父亲）为太子，为此与群臣展开长达十余年的“国本之争”。虽然最终没能废长立幼，但朱常洵一脉与坚持“立长”的东林党人之间结下了极深的梁子。四十多年后，崇祯殉国、诸子下落不明，南京留守群臣需要从宗室中择立新君，朱由崧以“伦序当立”的身份进入视野——可当年那些东林党人，一听说要立万历宠妃的孙子为帝，态度就相当微妙了。
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系官员倾向于迎立潞王朱常淓，理由是“素有贤名”。史可法甚至在与凤阳总督马士英的私人通信中，历数朱由崧“藩邸诸不道事”，明确表达对潞王的偏袒。但马士英手握兵权，看准机会抢先护送朱由崧入南京，于是史可法那封“极刺弘光帝”的书信，就成了马士英日后挟制东林党的把柄——皇帝还没登基，朝廷已经裂成了两半。
更要命的是，马士英以“定策元勋”自居入主内阁后，随即引荐了当年在崇祯朝因“逆案”被废黜的阮大铖。阮大铖在万历、天启年间与东林党人结过诸多私怨，此番卷土重来，立刻开始大肆报复排挤异己。据兰州大学学者刘舒扬的研究，弘光年间的党争参与者大致分为两派：一方是东林党与复社官员，与晚明的东林-复社有清晰的人脉承袭；另一方则是以马士英、阮大铖为核心的“马阮集团”，本质上是一个新出现的政治联盟，并非传统意义上“阉党”的简单延续，但两者都是为了各自利益而争。
换句话说，朱由崧从坐上龙椅的第一天起，就面临一个极度撕裂的朝堂。他试图调和，起用了一些东林人士，甚至下诏为被朱棣篡位的建文帝平反——这在明代是极敏感的政治举动，显示出一定的政治胸怀。然而“庙堂之怨”积重难返，仅凭一个根基薄弱的藩王，根本无力弥合。
除了党争，朱由崧还有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难题：他没兵——准确地说，是没有听命于自己的兵。
崇祯年间天下大乱，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力已经所剩无几。到弘光立国时，拱卫南京的主要是四支地方武装，史称“江北四镇”，分别由高杰、刘良佐、黄得功、刘泽清四将统领，还有一个驻守武昌的左良玉，拥兵自雄、尾大不掉。而朱由崧恰恰是被这些手握重兵的军阀捧上皇位的——当年在拥立之争中，正是马士英联合四镇将领以武力为后盾，逼迫东林系官员就范。
有“拥戴之功”的军阀随后会提出什么要求，可想而知。史可法曾试图以督师之职节制四镇，但根本调度不了这些骄兵悍将。高杰在扬州纵兵大掠，朝廷无可奈何；下属发生争执时将领当面顶撞史可法、接旨时当场掀翻香案，已成常态。左良玉甚至一度拒绝宣读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，经人极力劝说后才勉强开读成礼。
没有可依赖的武装力量，朱由崧能倚仗的政治本钱就少得可怜。这也是他为何“宠信”马士英的一个合理解释——不是因为马士英有多靠谱，而是除了这个把自己扶上皇位的首辅，他在朝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支柱。不是皇帝不想换人，而是换了就等于自拆台基。
如果仅仅是内斗，弘光朝或许还能多撑几年。真正让它迅速走向毁灭的，是一厢情愿到荒谬的战略误判。
在弘光政权的心目中，最大的敌人不是关外的清军，而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。弘光立国之初便确立了基本国策：联合清朝，消灭“流寇”。这套方针被称为“联虏平寇”（或“借虏平寇”），其背后的逻辑几乎是自动的——是李自成攻入北京让崇祯上了吊，那么替先帝报仇的对象当然是李自成，至于清朝？人家是替先帝“报仇”才入关的，理应感谢才对。
消息传到江南时，弘光朝廷一片欢腾。吴三桂借清兵击退李自成，被视为不世之功，朝廷迫不及待地封吴三桂为蓟国公，发银五万两、漕米十万石，并派出使团携重金北上，准备以“叔侄之礼”与年幼的顺治帝缔结和约，甚至幻想与清廷划江而治。
当然，这场和谈是纯粹的自取其辱，最终人财两失。清廷的回复简单明了：天下已是清的，不存在什么“议款”。
联虏平寇的美梦尚未醒全，弘光朝廷又在短短几个月内接连上演了三出离奇大戏——“大悲案”“太子案”“童妃案”，合称“南渡三案”。
先是一个自称为明室亲王、兵乱中被迫出家的和尚大悲出现在南京街头，旋即被捕审讯。紧接着更棘手的事来了：一个自称崇祯太子的人出现，真假莫辨。如果他是真太子，那朱由崧的皇位合法性立刻动摇；如果是假的，背后必定有人指使。最后又冒出所谓“童妃”，声称与朱由崧缔结过婚姻关系。这三桩案件表面互不关联，实则条条指向皇帝继统的合法性问题，而背后又隐隐都能看到朝堂上党争派系的推手。
就在弘光朝廷被内讧和疑案搅得天翻地覆之际，一场自杀式的军事行动加速了末日的降临。
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三月，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以“奉太子密诏，入诛奸臣马士英以清君侧”为名义，率大军浩浩荡荡向南京进发。左良玉本是东林人士拉拢对抗马士英的重要外援，此番举兵显然有朝中党派势力暗中策应。以马士英对此的反应最为激烈——他明确扬言：“宁死北，无死左。”宁可君臣同死于清军之手，也绝不能死于左良玉之手。
在马士英主持下，大量原本用于江防的兵力被紧急撤往江南，以堵截左良玉的东进部队。前线指挥官史可法数次求援毫无回音，只得自己孤守扬州。更关键的是，当史可法请求入朝面见皇帝，试图说明最致命的威胁来自清军而非左良玉时，马士英担心他趁机夺权，干脆不予批准。
这就是弘光朝覆灭前最令人窒息的一幕：清军在南，左军在西，两路压境之际，兵力本已捉襟见肘，而两位执掌大权的重臣却在相互猜忌中彼此掣肘，最终把整个国家的最后一口元气耗干殆尽。
扬州沦陷，史可法殉国，弘光政权迅速瓦解。弘光帝出逃芜湖后被擒，押往北京处死。享国不足一年的“弘光”年号，在南明悲歌中划上了第一个句号。
朱由崧当然不是明君。即便剔除史书中夸大的传闻，这位从小在洛阳长大的藩王确实缺乏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。据学者张玉兴分析，他的致命缺陷是“优柔寡断、驭下无方”，在历史夹缝中虽有勤政宽仁、锐意改革的一面，却远不足以应对王朝更迭之际的滔天巨浪。
但执意将一团“昏庸好色”的脏水泼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恰恰掩盖了一个更令人绝望的现实：弘光政权的崩溃，根源不在于一个无能皇帝，而在于一整个自毁长城的权力系统。
这个系统的病灶并不是始于弘光朝，它可以追溯到万历年间，到崇祯朝已经病入膏肓。崇祯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内阁首辅，党争激烈到任何一个稍微有主张的人上台立刻被轰下台，朝堂上只剩下会揣摩皇帝心思、不得罪任何人的那种“老油条”型大臣。等这套班子搬到南京，在清军压境的危机下，他们能做的就只剩下党同伐异、彼此倾轧。
刘舒扬在其研究中指出，弘光党争与晚明党争存在鲜明的延续关系——从参与人员、斗争主题到结党方式一脉相承，且弘光朝又出现了新变化：武将和勋臣的加入让斗争更加复杂，道德的外衣趋于淡化，党派利益的赤裸裸争夺成为了主旋律。这种变了味的党争，连表面上的道义遮羞布都懒得披了。
所以，与其说朱由崧是一个亡国之君，不如说他是大明帝国党争这台绞肉机碾碎的最后一个猎物。正如清初学者戴名世在《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》中尖锐指出的那样——弘光朝虽坐拥江南富庶之地，却因内部倾轧迅速败亡，党争对政权崩溃的加速作用远大于外敌入侵。
这或许才是朱由崧故事中最令人脊背发凉的部分：真正致命的敌人，往往不在江对岸，而在朝堂对面。当一群人都把“干掉自己人”摆在“打退外敌”之前的时候，这个政权谁来当皇帝，结局都相差无几。
参考文献
1. 顾诚：《南明史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7年
2. 张玉兴：《南明五帝：抗争、困局与幻灭》，岳麓书社，2025年
3. 李清：《三垣笔记》
4. 戴名世：《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》
5. 刘舒扬：《南明弘光朝党争研究》正规配资十大排名，2016年
鼎宏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：配资杠杆官方网站 冷藏柜里的都是鲜奶？ 比到新国标挑好奶
- 下一篇：没有了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推荐资讯
